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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时候的人，最大的梦想就是“三转一响”：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手表，收音机。
能凑齐这四样的，在村里就是首富了。
我给您讲个具体的事，您就明白了。
去年秋天，何穗香想给李尽欢做件新棉袄。
旧的棉袄已经穿了三年，袖子短了，棉花也板结了，不暖和。
她算了笔账：
买布，一件棉袄得要八尺布，一尺布三毛二，就是两块五毛六。
买棉花，一斤棉花一块八，一件棉袄得用一斤半，两块七。
纽扣、线，加起来一毛钱。
总共五块三毛六。
五块三毛六是什么概念？
何穗香在自留地里种了点菜，挑到公社去卖，一担菜卖五毛钱。
她得挑十一担菜，走十一趟二十里山路，才能挣够这件棉袄的钱。
这还不算她耽误的工分——去卖菜那天，就不能在生产队干活，没工分。
最后，何穗香没舍得。
她把李大山的一件旧棉袄拆了，里面的棉花重新弹过，外面的布洗干净，染成深蓝色，改小了给李尽欢穿。
那件改过的棉袄，袖子还是有点短，但暖和。
李尽欢穿上的时候，何穗香摸著他的头说：
“等明年，明年小妈一定给你做件新的。”
李尽欢说：
“不用，这件挺好。”
他那时候还不知道，明年，父亲就病倒了，家里更没钱了。
现在，让我们回到李尽欢身上，
您可能要问，一个十三岁的农村孩子，怎么懂得这么多？
怎么能在父亲去世后，那么冷静地说出“这个家我来撑”？
怎么能在该哭的时候不哭，该笑的时候不笑？
答案很简单：
李尽欢是重生的。
他不是普通的十三岁男孩。
他的身体里，住著一个来自二十一世纪的灵魂。
那个灵魂在2023年的一场车祸中死去，再睁开眼时，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刚出生的婴儿——一九六六年，李大山和张红娟的儿子。
他用了十三年的时间，适应这个时代，适应这个家庭，适应这个贫穷但真实的农村。
他记得前世的一切：互联网，智能手机，高铁，外卖。
也记得前世的遗憾：子欲养而亲不待，树欲静而风不止。
所以这一世，他早早地就开始谋划。
五岁那年，母亲离开，他没有哭，因为他知道那是必然——父亲和母亲的性格，注定过不到一起。
八岁那年，继母进门，他没有抵触，因为他知道何穗香是个好人，会善待他们。
十三岁这年，父亲去世，他没有崩溃，因为他早就做好了准备。
他甚至偷偷攒了点钱——靠抓鱼、挖草药、帮人干活，一点一点攒的。
不多，就十几块钱，藏在他床底下的砖缝里。
这十几块钱，在1979年，是一笔钜款。
足够买一百斤大米，或者二十斤猪肉，或者给李玉儿交半年的学费。
但他没拿出来。
时候还没到。
他要等，等一个合适的时机，等这个家真正需要的时候。
而现在，时机到了。
父亲去世，姐姐妹妹离家，家里只剩下他和继母。
一个十三岁的男孩，一个三十出头的寡妇。
在1979年的农村，这样的组合，注定要被人欺负。
但李尽欢不怕。
因为他不是真的十三岁。
他的身体里，住著一个经历过资讯爆炸时代、见识过人性复杂、懂得如何在这个时代生存下去的灵魂。
这一世，他要护住这个家。
护住善良的继母，护住远走的姐姐，护住年幼的妹妹。
李尽欢躺在床上，睁著眼睛看屋顶的茅草。
月光从窗户纸的破洞漏进来，在地上投下几个模糊的光斑。
远处传来几声狗吠，很快又沉寂下去。
1979年的农村夜晚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。
他翻了个身，面朝墙壁。
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，闪过前世的画面：高楼大厦，车水马龙，手机萤幕上跳动的资讯，键盘敲击的声音，会议室里的PPT，银行卡里的数字……
然后画面切换回现实：土坯房，煤油灯，粗布衣，玉米饼子，田里的泥巴，手上的老茧。
落差太大了。
大到他有时候会怀疑，那场车祸，那个二十一世纪的人生，是不是只是一场梦。
但掌心的温度是真实的，肚子里的饥饿是真实的，继母在隔壁房间压抑的抽泣声也是真实的。
这不是梦。
他真的重生在了1979年，一个十三岁农村孩子的身体里。
李尽欢想大施拳脚。
他脑子里有太多想法了：改革开放马上就要全面铺开，个体经济要松绑，乡镇企业要崛起，南下打工潮要开始……
他知道哪些行业会火，知道哪些地方会先富起来，知道哪些政策会出台。
他甚至记得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：1980年深圳特区成立，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，1992年南巡讲话……
这些资讯，放在后世，随便抓住一个风口，就能实现阶层跨越。
但问题是——
他现在是个十三岁的农村孩子。
在朝阳村，在1979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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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没有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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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个村子只有村长家有一台用电池的收音机，晚上照明靠煤油灯，天一黑，世界就陷入一片黑暗。
这里没有电话。
要联系外界，得走二十里山路到公社，那里有一部手摇电话……
但普通农民根本用不上。
这里没有互联网。
资讯传递靠口耳相传，公社的通知要三天才能传到村里，县里的新闻要半个月才知道，
这里甚至没有一条像样的路。
从朝阳村到公社，是坑坑洼洼的土路，下雨天泥泞不堪，晴天尘土飞扬。
一个十三岁的孩子，在这样的环境里，能做什么？
去公社告状，说我要创业？
人家会把你当疯子赶出来。
去县城找机会？
没有介绍信，没有粮票，你连招待所都住不了。
在家搞点小买卖？
1979年，私人买卖还叫“投机倒把”，抓住了要游街批斗的。
李尽欢记得很清楚：要到1980年底，中央才会正式发文，允许个体户经营。
而在这之前，所有私人经济活动，都在灰色地带游走。
他等不起。
家里等不起。
他必须做点什么……
但现在，后世那些“一鸣惊人”的路子，在这里统统行不通。
写小说？
1979年，文学创作还带著浓厚的政治色彩，一个农村孩子写的东西，谁会看？
就算写了，往哪投稿？
邮局在公社，寄一封信要八分钱邮票——够买一斤半玉米面了。
搞发明？
他倒是记得一些简单的小玩意：太阳能热水器，简易筛检程式，改良农具……但材料从哪来？
工具从哪来？
就算做出来了，谁认？
一个十三岁孩子说的话，有人信吗？
做生意？
本钱从哪来？
他床底下那十几块钱，是攒了三年才攒下的。
这点钱，够干什么？
去公社黑市倒卖点鸡蛋？
风险太大，一旦被抓，全家跟著遭殃。
读书考学？
这倒是一条正路。
但李玉儿已经去镇上了，家里供不起两个孩子读书。
而且就算他考上了，初中在公社，高中在县城，都要住校，都要花钱。
他走了，何穗香一个人怎么办？
李尽欢第一次感到如此无力。
前世他总听人说“知识改变命运”……
但在这个时代，在这个地方，知识就像一颗被埋在土里的种子，没有阳光，没有雨水，发不了芽。
他甚至不能表现得太聪明。
一个农村孩子，突然懂得太多，会引人怀疑。
轻则被当成怪胎，重则……他不敢想。
所以这十三年来，他一直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。
该哭的时候哭，该笑的时候笑，该傻的时候傻。
只有在没人的时候，他才会露出那个不属于这个年龄的眼神。
在农村，想要出人头地，只有几条路：
第一，读书考出去。
这是最正统的路……
但也是最难的路。
整个朝阳村，建国三十年来，只出过三个大学生。
其中一个还在文革期间被批斗，疯了。
第二，当兵。
这是第二条路。
但1979年，中越边境还在打仗，当兵有生命危险。
而且名额有限，要政审，要体检，要关系。
第三，招工。
公社偶尔会有招工指标，去县里的工厂。
但这种好事，轮不到普通农民。
村长家的亲戚，会计家的儿子，早就排著队了。
第四，嫁个好人家。
这是女孩的路。
李可欣十六了，已经有人上门提亲。
妈妈没答应，说孩子还小。
但李尽欢知道，如果家里实在过不下去，姐姐可能就得嫁人换彩礼了。
这四条路，李尽欢都走不通。
读书，家里供不起。
当兵，年龄不够。
招工，没关系。
嫁人……他是男的。
所以，他只能走走一步看一步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