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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这时,张红娟看向门槛上的李尽欢:

    “尽欢,你也该去上学。

    你才十三,正是读书的年纪……”

    “我不去。”

    李尽欢的声音很平静,却带著不容置疑的坚决。

    他转过身,走进堂屋,目光扫过屋里的每一个人。

    “小妈,妈妈。”

    他先看向何穗香和张红娟,然后看向李可欣,“姐。”

    最后,他的目光落在睡著的李玉儿身上。

    “以后我就是家里唯一的男人了。”

    十三岁的男孩挺直了单薄的脊梁,“读书的机会,留给玉儿。

    她还小,该多学点东西。”

    他顿了顿,声音更坚定了:

    “这个家,我来撑。”

    屋里一片寂静。

    何穗香的眼泪夺眶而出。

    张红娟张了张嘴,想说什么,却发不出声音。

    李可欣捂住嘴,不让自己哭出声。

    就在这时,门外传来一阵嘈杂声——是街坊邻居们。

    他们本来是想来商量帮忙秋收的事,恰好听见了屋里的话。

    “好孩子!”

    村东头的王大爷第一个喊出来,“有志气!”

    “尽欢这孩子,懂事啊!”

    隔壁的刘婶抹著眼泪。

    “李家有后了,大山可以瞑目了!”

    一片叫好声中,李尽欢站在原地,脸上没什么表情。

    只有紧握的拳头,泄露了他内心的波澜。

    何穗香冲过来,一把抱住他,哭得浑身颤抖。

    张红娟也走过来,伸手想摸他的头,手伸到一半又停住了,最后只是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
    李可欣搂著还在熟睡的李玉儿,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。

    全家人都心疼地看著这个孩子。

    他才十三岁。

    事情就这么定了。

    三天后,李玉儿背著一个小包袱,跟著村里去镇上的牛车走了。

    包袱里是几件换洗衣服和半个月的口粮——红薯干和玉米面。

    小姑娘哭了一路,何穗香也哭,两个女人在村口抱头痛哭。

    李尽欢站在不远处的大槐树下,看著牛车渐行渐远。

    他的手在袖子里握成拳,指甲掐进了掌心。

    又过了两天,李可欣也走了。

    她的小姨亲自来接的,一个三十多岁的干练女人。

    临走时,她塞给何穗香五块钱:

    “穗香姐,你先拿著,不够我再想办法。”

    何穗香推辞不要,被硬塞进了手里。

    家里一下子空了。

    傍晚时分,李尽欢从外面回来,手里拎著两条用草绳串起来的鱼。

    “小妈,晚上煮鱼汤。”

    他把鱼扔进水缸里。

    何穗香从灶房出来,看著他,眼睛又红了:

    “尽欢,你……你真的不去上学?

    娘那边,我可以再去说说……”

    “不用。”

    李尽欢蹲在井台边洗手,“我说了,这个家我来撑。”

    他甩了甩手上的水,站起身:

    “小妈,你去歇著,晚饭我来做。”

    何穗香看著他瘦小的背影在灶台前忙碌,鼻子一酸。

    这个家,现在真的就只剩下他们俩了。

    夜深了。

    何穗香躺在床上,睁著眼睛看屋顶的茅草。

    隔壁房间传来李尽欢均匀的呼吸声——那孩子睡著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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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她不知道的是,李尽欢根本没睡。

    他睁著眼睛,看著窗外透进来的月光,脑子里回响著白天邻居们的夸赞,回响著母亲和小妈的心疼,回响著妹妹的哭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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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油灯熄了。

    土坯房陷入一片黑暗。

    只有月光从窗户纸的破洞漏进来,在地上投下几个模糊的光斑。

    远处传来几声狗吠,很快又沉寂下去。

    一九七九年的春天,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过去了。

    而对于李尽欢来说,一切,才刚刚开始……

    一九七九年的中国农村,钱还是个稀罕物。

    这么说吧。

    那时候一个壮劳力在生产队干一天活,挣十个工分,到年底结算,一个工分大概值八分到一毛钱。

    也就是说,干一天活,挣不到一块钱。

    这还得是年景好的时候,要是遇上灾年,工分贬值,干一天可能就值五六分钱。

    李大山这样的庄稼汉,一年到头在地里刨食,到年底能分到手的现金,不会超过一百块。

    这一百块钱要管一家老小一年的开销——买盐买油,扯布做衣,人情往来,头疼脑热抓点药。

    所以那时候的人花钱,是掰著手指头算的。

    物价呢?

    我给您举几个例子:

    一斤大米一毛四分钱,一斤白面一毛八分钱。

    但农民很少买这些,都是吃自己种的玉米、红薯。

    猪肉七毛六分钱一斤……

    但寻常人家一个月也吃不上一回。

    过年割一斤肉,要肥瘦相间的,肥肉炼油,油渣炒菜,瘦肉包饺子,一点不能浪费。

    鸡蛋五分钱一个……

    但农民舍不得吃,都是攒起来,攒够一篮子,走十几里山路到公社的供销社去卖,换点盐和煤油。

    盐一毛三分钱一斤,煤油三毛六分钱一斤。

    点灯用的煤油,是晚上唯一的光源,得省著用,天没黑透不点灯,天一亮就吹灯。

    布匹更贵。

    一尺棉布要三毛多,做一件上衣得七八尺布,那就是两块多钱——一个壮劳力干三四天的工钱。

    所以那时候的衣服都是“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”,哥哥穿完给弟弟,姐姐穿完改一改给妹妹。

    这么说您可能没概念,我给您换算一下:

    一九七九年的一块钱,购买力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八十到一百块钱。

    李大山年底分到的那一百块,搁现在就是八千到一万块——这是一家五口一年的全部现金收入。

    您想想,现在一个普通家庭,一年只有一万块钱可花,得精打细算成什么样?

    那时候的农村,基本还停留在前工业时代。

    照明靠煤油灯,做饭烧柴火灶,喝水从井里挑,洗衣在河边捶。

    整个朝阳村,只有村长家有一台收音机,还是公社奖励的,用电池,舍不得常开。

    交通基本靠走。

    去一趟镇上,二十里山路,得走两个多小时。

    牛车算是高级交通工具……

    但不是谁家都养得起牛。

    通讯靠吼。

    村里有事,村长站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喊一嗓子,半个村都能听见。

    要是去佰家沟或月亮屯传话,就得派人专门跑一趟。

    医疗条件更差。

    公社有个卫生所,一个赤脚医生,看个头疼脑热还行,大病就得往县医院送——可谁送得起?

    李大山病倒后,何穗香去请过郎中,郎中来看了,摇摇头,开了几副中药,说“尽人事,听天命”。

    那几副药花了三块钱,是何穗香攒了半年的鸡蛋钱。

    社会消费特征就一个字:省。

    能不花钱就不花钱,能自己做的绝不买。

    衣服自己缝,鞋子自己纳,农具自己修,房子漏雨自己补。

    消费集中在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上——吃的,穿的,用的。

    奢侈品?

    那是什么?

    村里最奢侈的消费,是过年时买半斤水果糖,一挂鞭炮。

    糖要留著待客,鞭炮要拆开来放,一次放几个,从年三十放到正月十五。

    哦对了,还有一样奢侈品:自行车。

    一辆永久牌自行车,要一百五十块钱,还得有票。

    整个朝阳村,只有三辆自行车——村长一辆,会计一辆,还有一辆是公社干部下乡时骑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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